房陵文化生成模型与发育模式

 ★ 当前位置: 首 页 >> 新闻中心 >> 十堰民俗研究内容 >> 正文
信息来源:十堰新闻频道       发布时间:2006年4月27日21:45       文章编辑:xieting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傅光典     
 
     鄂西北的古房陵从史前时期开始,就一直处在多种文化体系和多种文化形态的边缘,成为多种文化相交、融汇、积淀、整合与演进的“文化杂交”地域,蕴涵着重大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因此,研究房陵文化的成因构建房陵文化生成模型和发育模式,不仅有利于对房陵文化的全面认知,对于揭示各种地域文化生成和发育的普遍规律,也有着普遍的观察意义。
    本文试图从房陵地域环境、人口构成和史前、先秦与“房陵”三大历史时期这三个方面来完成主题想定。
    一、地域环境
    研究地域文化,首先要进行地域环境的分析。还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人文地理的著作,到了19世纪人文地理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20世纪20年代,人文地理学被法国韦达·白兰士和白吕纳所倡导,在西方广为流行。人文地理学最初是强调地对人的控制,核心思想是环境决定论。韦达·白兰士在推行这种学说的时候,特别地强调了人对地的反作用。而本文涉及人文地理学的时候,在认定环境的决定作用和人对地的反作用的基础上强调人地互动。标题行文用“地域环境”而不用“地理环境”,也正是出于强调人文成分的考虑。本章节从地理和社会两大方面,分析房陵地域环境特征。
     1、以高山盆地为主要地貌的地理特征
    古房陵中心地域在今天的湖北房县,秦时为县、隋为郡、唐为州、明复为县,地域面积最大时相当于或稍大于现在的鄂西北。它地处大巴山东端,位于巴山和秦岭、长江和汉江的两山两水之间,也处在两大山脉和两大水系边缘。大巴山东西走向,自阿尼玛卿山山脉起,一路向东直到房陵,秦岭与大巴山同起阿尼玛卿山山脉,在大巴山北侧与之并行东进。长江从巴颜喀拉山发祥,冲出四川盆地沿着神农架南坡的山脚,直奔东海。汉江发源于大巴山西端北坡,有六分之一的河段在鄂西北地域。房陵就处在这样的两山两水所裹挟的地域中,是一块如县志所称的“万山四塞,历览不能穷其奥,载籍莫能详其形”的奇特地域。
    “万山四塞”使房陵成为山中盆地。这个盆地很小,但其自然环境是盆地中的佼佼者。房陵盆地属北亚热带气候、高山区域,平均海拔近千米,年平均温度15摄氏度,无霜期为全年的三分之二,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境内山川纵横、河流交错、草木榛榛、鹿豕□□,整个盆地就像一座偌大的自然博物馆,无论是植物物种还是动物物种的多样性堪称中国之最。同时它还是一座偌大的历史博物馆,无论是人类进化,还是历史演变,都有着其它地域所不能取代的人类活动信息的价值。
      2、以山地型为主的综合型生产生活特征
    房陵正是吸纳着两山两水的灵秀,才使这座高山盆地钟灵毓秀神奇瑰丽。也正是它的钟灵毓秀神奇瑰丽,才使这里很早就有了人类,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域。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房陵盆地是人类与猕猴、犀牛、嵌齿象和豪猪以及河狸等动物们共同的家园。这个家园在和平的自然进化与悄然的生态演化中走过了上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行程。生命的底蕴和文化的底蕴就在这漫漫的历史行程中,伴随着两山两水的灵秀默默生成。
    地域的自然环境决定着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依据地理特征,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致有山地型、水域型、平原型、草地型等4大类型。山地型以林、水域型以渔、平原型以农、草地型以牧为人们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房陵是山地,但是这里人的生产和生活不是单一的山地型的。房陵有山、有河、有草、有田,这里的林、渔、牧、农这4大类型都有,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以山地类型为主要特征的山地综合型。
    3、以多部落、多氏族、多方国杂居为格局的社会特征
      舜时房陵为房子国,这大概是这里最先出现的国家。到了夏朝,房陵地域属于荆州,与豫州仅一条汉江之隔,衔豫州南部边缘。房陵的边缘地带从此开始。商朝时期从中原地域迁入众多部族,房陵便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方国,成了一个多部落、多民族、多方国的地域。到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房陵属于召公南国疆域,更名为防渚,并为麋、庸两国分而治之。由于多国杂居,纷争连绵,战乱频繁、匪盗猖撅,于是山隘多寨堡,悬崖多关塞,仅在现今的房县境内就有老荒峪、大木堡、房山寨、南天门寨、瑶峰关等等的山寨、城堡、雄关、要塞就有数百处之多。
    4、以政权末梢为区域情势的边缘特征
     先秦时期房陵地域国家分布依然密集,秦、楚、巴3个大国的疆界都划在这块土地上。公元前678和前611年,楚国先后又掉邓国和庸国,房陵为楚所辖,处于楚国西部边陲,南边是巴,西边是秦。战国时期房陵又被秦、楚分而治之,以房陵东部的粉青河为界,东楚西秦。地域的边缘化使房陵成为皇权莫及之地。前316年巴国并于秦,前223年秦又灭楚国,房陵也随之隶属于秦国,并被置房陵县,隶属汉中郡,位于汉中郡东部边缘,北接南阳郡,东邻襄阳郡、到了汉朝房陵依旧属汉中郡,后来虽然有新城、歧州、迁州等称谓,但仍然处于边缘地带。隋朝房陵置郡。唐朝置房陵川、宋朝后期置保康军、元朝又置房陵州,分别属不同的州、路管辖,就地理位置而言依然是边缘化。明朝设房县属襄阳府,归湖广道所辖,处于湖广道的北部边缘。清朝依然为房县属襄阳府,归湖北省所辖,处于湖北省西北角,俗称鄂西北。纵观历史,房陵一直处在边缘地带,是政权末梢区域。所以,历史上房陵一直没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区位优势,政治对文化生成的影响,经济对文化生成的影响,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条件,都是不能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域所同日而语的。
    二、人口构成
    人类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的主体。探究某一地域文化的生成,不能不以这个地域人口构成为前提。因此,分析房陵人口构成是探究房陵文化生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房陵人口构成原则地说像一般地域人口构成一样,由土著人和移民两大部分构成。但是,由于房陵从史前时期就是多氏族、多部落、多方国的地域,而且历史上还多次成为流放移民、战乱流民和灾荒难民的迁居地域,因而房陵人口成分异常繁杂。
    1、关于土著人的概念与人口成分
      土著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土著人在世界绝对多数地域是不存在的。任何人类学家和文化学者都不可能把土著人的概念追溯到海洋里,把几十亿年前的海底“黑烟囱”作为土著人的摇篮,这个时期不仅离文化太遥远,离生命到人类也非常遥远;也不可能把非洲作为全球土著人的家园,——人类起源一源论已经受到否定性质疑。人类起源是多源的,但是并不是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像山坡长树、河边长草那样出现人类。房陵最初是没有人迹的洪荒之地,最早的人类是目前所能够判定的距今100多万年的猿人——“郧县人”。
    郧县猿人属于第四纪中期“直立人”,1989年发现于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本文没有讨论人类起源之意,然而不做出某种界定,也许我们会错误地将文化的源头追溯到猿的群落里。人类是由猿进化而来是经典的观点,认为在环境突变时没有来得及逃避或迁徙的那部分猿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进化成了人。2004年3月从英国传出的最新的“基因突变说”,认为在240万年前猿人基因突变,myh16的基因发生错误,使猿人颅骨形态发生改变,经过长期的进化人类颅骨的体积比原来增长3倍。环境突变和基因突变这两种“突变说”能将人起源于猿之说进行到底吗?可否试想事情从一开始就或许存在着前提真假问题,存在物种观点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人从一开始就是人,而不是猿;猿从一开始就是猿,而不是人。猿和人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尽管它们非常非常相近。那时候的人其长相酷似猿,是与猿相象的人,既不是猿类的人,更不是类人的猿。有了这样的思维,我们再谈及“郧县人”的时候,就不再会毫无选择不由自主地把“郧县人”认定为由猿进化而成的正处在猿人进化阶段不具备真正意义和完整意义的人,而认定为仅是尚处在原始状态体征像猿的真正意义和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样,我们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人文化,而不是猿文化,更不是由猿文化进化而成的人文化。这对于文化本原的认知有着先决意义。
    按时间顺序在“郧县人”之后房陵地域依次还有梅铺猿人、白龙洞猿人和黄龙洞猿人等等。这些猿人与“郧县人”一定有血缘关系吗?是他们繁衍了后来的房陵人吗?目前尚无定论。早期人类的采集和狩猎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活动方向受制于野果和可猎动物的多寡,长期定居某一地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人类进入母系社会之后才普遍地慢慢地出现相对定居的生活方式。到了距今6000年左右,人类才基本上完成了从采集和狩猎到养殖和种植的转变,农业的发育才基本成型,农耕文明出现,这时社会才由以采集为特征的母系社会转为以农耕为特征的父系社会,人类从这个时期才算真正改变了受制于野果和可猎动物多寡的游移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生活方式。相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关于土著人的定义,最初的时间限度定在这个阶段较为科学。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大地出现了星罗棋布的部落。较大的是华夏和三苗等部落。三苗部落主要分布区域是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中下游之间地域。房陵属于三苗部落地域,房陵先民属于三苗部落的荆蛮系。他们是房陵最早的土著人。但是,问题并没有在这里终结。由于三苗部落与毗邻的中原华夏部落争夺势力范围,两个部落之间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了夏朝,三苗又遭到华夏王朝征伐,并有麇、濮、绞等众多的中原氏族迁入三苗领地。这些氏族在当时是属于移民之列,但在后来的史学视野里,这些移民仍属于上著人的范畴,只是在拷问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房陵这些土著人的不同历史层面和多种人口成分。
    2、关于移民方式的文化意义与人口成分
      如果说先秦时期房陵的人口就有诸多移民成分,那么这些移民到了秦朝统一中国时,已经和当地的土著居民混居融合、通婚同化、繁衍生息,氏族观念已经淡漠,部族隔阂已经淡化,他们成了这方土地的共同的主人。秦朝统一天下就更是从制度上、体制上抹平了部族差别。相对于文化意义而言,整体移民、移民整体居住,对本地域文化才有明显的介入和影响作用,零散移民、分散居住,通常不具备明显的介入力和影响力。所以一般地说,个别的、零星的迁移人口不是我们所从文化意义上关注的移民。人是文化的主体和载体,对于本土文化来说,移民就是异质文化的主体和载体。移民数量的多寡和迁居方式,对本土文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直接决定着融汇方式和最终结果。自秦以后,房陵地域的移民依然是频繁而大批量的。秦时有两次流放式移民,这就是□□和吕不韦的余党和眷属先后共有一万四千多户数万人被迁移到房陵。后来还有多次流放式移民,人数多寡不等,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唐朝宗室流放,唐中宗李显被贬于房州。李显在房州卧薪尝胆14年,这对房陵的人口构成和文化都有重大影响。还有几次战乱移民,一次是魏晋时期的“八王之乱”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流民潮,北方流民南迁,先后有近十万流民迁居房陵地域。再一次是宋末金初宋金交战,造成北方流民南下,此次流民潮一直持续到元朝。数量最大的一次是明朝的难民潮。明朝衰败,“土木之变”使农民失去了土地,有200多万户农民开始了大逃亡,有数十万难民落户房陵地域。由此不难看出,氏族部落、皇室党羽、流民、难民是房陵地域移民人口的主要成分。
    三、三大关键时期
    房陵文化生成主要是在史前和先秦时期,而发育、成熟和演进则是在整个“房陵”时期。
    1、史前时期——四大文化体系奠定房陵文化的基础层面
    房陵地域史前受多种文化的影响,比如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然而决定着房陵文化基本形态的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其中主要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以及继承大溪文化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
    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期。它的分布范围是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域,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一带,湖北的丹江流域是它的南部边缘。在古房陵地域,仰韶文化遗址有20多处,重要的遗址有朱家台、乱石滩、羊鼻岭、庹家洲、青龙泉、霍山和梅子园等。朱家台遗址位于丹江口市的肖川,被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分早、晚两个时期。羊鼻岭遗址在房县城东的白鹤乡,是一块南低北高的椭圆形台地,被白窝河、高规河和三道河三面环绕,面积为6万多平方米。出土的陶器多为泥质红陶,石器有斧、刀、铲、锛、锄和凿等,采用的是打、琢、磨3种制作方法。青龙泉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这座遗址在郧县城东的汉江北岸,面积近5万平方米,属于仰韶文化系的遗存主要是房址,分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共有7座。出土的陶器都是手工制作,经过慢轮修整,代表性器物有敛口勾唇黄口灰腹碗、高领罐和盆形鼎等。从已经发掘遗址的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出房陵地域仰韶文化系的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4500年。
    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与仰韶文化时期大致相同,分布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中心区域在鄂西南,汉江中游沿岸是它的北部边缘,因此大溪文化遗存在鄂西北比较少。在湖北地域,一般地说史前文化主要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3大文化体系。鄂西北稍有不同。鄂西北毗邻中原,目前考古结果表明这里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要大于大溪文化,然而不能因此漠视大溪文化在房陵地域的影响,不应该为目前所发现和发掘的文化遗址状况所局限。中国的考古学建立的比较晚,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自1920年在黄土高原上的庆阳发现第一批打制石器时才开始,我们对遥远的史前问题的判定,还是多留一些余地为好。况且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看到,属于大溪文化体系的遗址在与房县仅一山之隔的宜昌已经发现40多处,分布非常集中。宜昌地域与房县中间仅隔着一座神农架,一个在神农架的南坡,一个在神农架的北坡,虽有南北面之分、阴阳坡之别,但实际上同属一种自然生态环境,而且大溪文化的山地特征大于平原特征。这就很难从理论上、逻辑上建立起漠视大溪文化对房陵地域影响的依据。
    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在房陵地域都是它们的边缘圈层。我们习惯于事物的“三分法”,——如上、中、下,左、中、右,好、中、差等等。我们对文化的圈层也习惯用“三分法”区分:中心圈层、中间圈层和边缘圈层。中心圈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中间圈层是文化的主体部分,而边缘圈层则是文化边缘部分。文化的边缘圈层是一种文化最淡薄的部分,层面淡薄、势力淡薄、分布疏松。它的最大特点是漂移性和变异性。因而这个圈层的文化一旦形成混融和杂交的态势,其结果必然是一种新生的杂交文化形态的诞生。在房陵,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两种文化边缘圈层相交,相融后,形成的是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特征的杂交文化。
    大溪文化之后依次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屈家岭文化距今4500——3000年,中心区域在江汉平原,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东到大别山南麓,西到川东和陕南,南到洞庭湖,北到豫西南。石家河文化距今4400年,中心区域和分布范围和屈家岭文化基本相同。从考古成果看,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相承袭的,都是在长江文化序列中发展的。在房县的羊鼻岭、竹山的霍山、郧县的青龙泉等遗址,都同时可以看到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3种不同文化层面。郧县的庹家洲遗址则可以同时看到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层面。特别是房县的七里河遗址,文化堆积厚,从中可以看出石家河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继承关系。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的融汇和铺叠的状态。由于这两个文化时期房陵依旧处在这两种文化边缘圈层,因此它的文化生成必然也受到诸如陕、豫、川等地域的各种文化体系的影响。虽然如此,最终它依旧保持了以仰韶文化为底蕴的中原文化的特征,从风俗、习惯、信仰、语言、交际等诸多方面呈现着中原文化血脉。
      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4大文化体系相交、叠加、融汇、积淀,生成房陵文化的最底层面。这种文化生成在是人与自然关系中发生并完成,是房陵文化的原生文化层面,本文称其为原生文化层。
   2、春秋战国时期——三大国家文化形态和八个部族方国文化因子孕育房陵文化基本内涵
     人类在经过采集、狩猎和渔牧这些不同阶段和不同方式的生活和生产后,房陵出现农耕文化胚芽,小农经济迅速发育。男耕女织是小农生产的原始形式,《郡志》称“男子烧畲为田,妇人织麻为布,以给衣食”。是生产抑或是利益的原因,人类逐渐形成了部落。部落是最原始的利益集团。人类的文化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政治在物质利益中孕育,首领成为部落政治的化身,于是部落演化为国家,部落文化演化为国家文化,帝王、天子统领天下,统治□民。统治制度把大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属于天子的那一片叫天下,诸侯的那一片叫国,士、大夫的那一片叫家。再分下去,各种各样的官管辖着各种各样的地,于是大地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标志性名称。大约就在这种时候,先“房子国”、再“防渚”、又“房陵” 就作为一种区别意义上的标志符号先后印
在这块两山两水所裹挟的土地上。人类和平的自然进化与悄然的生态演化时期的文化形态,犹如物质沉淀,沉积到了民间。也许这就是被人们称作的民间文化。在本质意义上,民间文化也是国家文化的一个部分;在学术意义上,民间文化对应着国家文化。
    在经济利益被人类觉悟,追求利益成为人类的一种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从而演化出利益群体和政治群体之后,完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渐次被人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所主导,这时的与此前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是在人与社会关系中完成。这将是房陵文化的第二个层面。
    历史发展到了先秦时期,到了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房陵又处在了秦、楚、巴3个国家的边缘地带。
    秦国在春秋时建都于雍,地理位置在今天陕西凤翔东南,国家疆域主要在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一带。秦穆公灭12国,称霸西戎;商鞅变法后,迁都咸阳,成为七雄之一;秦惠王攻灭巴蜀,夺取楚国汉中;秦昭工持续对魏、韩、赵、楚等国用兵,夺取这些国家的领土。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房陵这片土地上秦楚两国进行了长期的拉锯式战争,房陵所属总秦惠楚。楚国在西周时于陕西荆山一带主国,后建都丹阳(湖北秭归东南)。由于楚国常与周发生战争,周人称楚人为荆蛮。楚国疆土扩大到长江中下游时,建都于郢,即江陵纪南城。春秋时兼并了周边小国,楚庄王称霸。楚秦争霸,房陵曾被楚秦分而治之。楚国失利后迁都于河南淮阳,房陵完全为秦邦。巴国至少在商朝中期就已经出现,据《华阳国志·巴志》描绘的疆域“东至鱼腹,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也就是今天鄂、川、湘、黔四省交界地域。巴国与楚国、秦国关系复杂多变,分分合合,三国曾联手灭庸,也曾反目操戈。巴楚既有姻亲之好,也有汉水津渡伐申叛楚之怨。巴秦也曾联姻,巴却遭秦算计,秦以巴制蜀,终将巴吞并。
    房陵处在秦、楚、巴三国边陲之地,3个国家的文化随着它们之间的争战割据,像浪潮一样荡漾着在房陵地域漫上、退下,时间或长或短,来势或急或缓。无论长、短、急、缓,这3个国家的文化对房陵文化形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春秋战国时期房陵一带还密集地分布着许多部族方国,大约有庸、麇、□、绞、彭、蜀、戎、濮等8个部族方国。这些部族方国对房陵文化生成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其中较大的庸国和麇国,一个在房陵南端,一个在房陵北部,将房陵南北割据分辖。学界对它们的起源有种种说法,一般地说庸属于巴人一支,由此而论庸国起源应在长江流域。公元前1046年庸国参与周武王伐纣,是国力较强的国家,春秋时期又是少数可与楚国抗衡的强国。麇国起源于黄河流域,数次迁徙定都郧县。这两个方国的文化分别属于长江文化序列和黄河文化序列,这两个方国的文化和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在房陵是一个千年的契合。8个部族方国虽小,却有自己的文化形态。由于当时人口稀少、交通阻隔、信息封闭,相对地加大了国际间的距离,特别是国家文化间的距离,从而强化了文化的异质特征。事实证明这8个部族方国的文化是房陵文化生成的因子。这些因子使这个文化层具有多质、多元、多体系、多层次、多形态和混融及漂移的特征,这一文化层应该定义为混生文化层。
   3、“房陵”时期——房陵文化的发育、整合和周期演进
      所谓的房陵时期,是指房陵地域被称作“房陵”的一整个历史阶段,大致是从秦朝到明朝的近1900年间。
     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的地域文化都是在大一统的格局里传承和延伸。朝代的更替、皇权的转移,给中国的文化染上了朝代的色彩,打上了朝代的印记和烙痕。以往的以国家形态出现的文化,则完全以地域文化形态和民族文化形态出现,从国家意义上说,在本国疆域内不再存在他国文化形态,或者说不再存在以国家文化形态出现的异质文化,地域文化的差异是同一国家文化形态里的差异。房陵文化正是在这种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发育、成熟和不断整合及演进的。
    文化在其发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一般表现出两种形态,即传承形态和兼容形态。传承形态通常是一种文化体系的纵向发展,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主动吸纳其它文化体系,或者被其它文化渗透,但是在主体上,仍然是本体文化的传承。兼容形态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种文化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主动抑或被动地吸纳了其它文化成分后,依然保持着主体态势;第二种情况就是失去了主体态势,而被它兼容的文化成为主体态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兼容过程中主体和客体文化都失却了主体态势,成为杂交后的第三种形态。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有时候兼容是消极的,兼容过程中吸纳的是它方文化里的退化和颓废的成分,自我演化,失却自身。关于文化异化的理论,正是基于这些状况建立的。从广义上讲,任何文化体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不可能不产生变异、不发生嬗变。房陵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出于它自身的原因和处于多种文化边缘的客观因素,由最初的传承型的原生文化形态,进入具有兼容属性的混生文化形态,并在混生文化层面上,发生了形态的转折,由传承形态转化为兼容形态。在先秦时期的各种文化影响中,秦、楚大致相当,楚略深厚于秦;麇、庸也是大致相当,麇略深厚于庸。故而《防渚纪闻》称房陵人“厥声过秦,厥歌好楚。”《房县志》也有云:“俗陶秦楚之风,人渐江汉之化。”所以房陵文化有较多的次生型文化形态。秦楚文化、秦巴文化和巴楚文化这些由楚文化、秦文化、巴文化3种文化体系融汇后产生的次生型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房陵文化的主要特征。自秦朝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朝代的演进,房陵文化是以这种次生型文化为自己的文化体系,吸纳不同社会阶段和不同朝代的文化,不断地进行着多种文化的整合,在漫长的演变和整合过程中,表现出房陵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质与特征。在今天的以房县为中心的相当广大的地域里,仍可以剥离出当初的不同文化成分的遗痕。尽管如此,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间的推移,这种多元的兼容型的混生文化形态最终又成为整合后的房陵独特的体系,这种整合后的文化,又以原生文化体系和形态面对着不断介入的新的文化体系和形态,成为更高层面上的原生文化。这一文化层应该定义为整合文化层。
    从原生文化到混生文化到整合文化是文化生成和发展的一个周期。自此以后是周期的不断演进。文化与文明对应着,文化表示着文明程度,某一文化周期对应着某一文明阶段。
    综上论述,地域边缘化、文化边缘化、人口移民化,构成了房陵“文化杂交”地域的独特学术价值。这种“文化杂交”看起来繁杂交错千头万绪,但是主要的是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以及后来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秦文化与楚文化和巴文化、诸多部落方国文化特别是麇国文化与庸国文化的相交和融汇。由此可以看出房陵文化是黄河与长江这“两河文化”共同孕育的。房陵是中国“两河文化”的一个交点,房陵这座高山盆地是“两河文化”流储起的一个“文化天池”。在这种大的“文化杂交”的思维框架里,房陵文化生成模型和发育模式初现轮廓:
    4大文化体系+3种国家文化形态+8个部落方国文化因子,是房陵文化生成模型;
    原生文化——混生文化——整合文化——原生文化(更高层面),是房陵文化发育模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