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元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成白话，就是：“关关和鸣的雎鸠，并栖黄河的沙洲。娴静美丽的姑娘，是公子的好配偶。”（吴宏一语译）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关雎〉的第一章，也是受过教育的国人都能琅琅上口的诗句。它是什么意思呢？汉代的儒者多从政教的观点立论，有的说它是赞美文王的教化、后妃的美德；有的说是讽刺康王好色晏起，不上早朝，有其劝戒的意思。宋代以来，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祝福贵族新婚的诗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情歌，描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宋人看《诗经》和汉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似乎已经从政教的训诲，转变成为爱情的歌咏。朱子是宋代大儒，他怎么看《诗经》呢？

政教训诲与爱情歌咏

    朱子说，《诗经》中的「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的诗，是士大夫所作，而「颂」则是宗庙的诗。同时代的郑樵也是这么说，朱子同意他的意见，也赞同郑樵不信〈诗序〉的看法。〈诗序〉是诗的前面，汉儒所作的说明。有一次，朱子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从二十岁读《诗》，就觉得〈小序〉没有意义，不管〈小序〉，只是玩味《诗》中的词句，却又觉得道理贯彻。那时候，我也问过乡里的先生，他们都说〈序〉不可不读，而我的疑惑始终不能释怀。到了三十岁，断然知道〈小序〉是汉儒所作，错误荒谬，是数不清的。」此外，朱子谈及他撰写关于《诗经》著作时，也有同样的经验。他对学生说：「我过去写《诗解》，最初用〈小序〉，解不通也要硬掰。后来觉得这样不行，第二次解说，有时不采〈小序〉的说法，然而还是不见诗人本意。最后明白了，只有完全不管〈小序〉，就可以解得通了。」从朱子的态度，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是不赞同汉人那种对《诗经》的刻板看法的。朱子同时的大学者，也是好朋友吕祖谦，在《诗经》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所写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朱子很推重，在《诗集传》里引用很多。吕祖谦相信〈诗序〉，在这一点上，朱子与他的意见很不相同。相信〈诗序〉与不相信它，在解《诗》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郑风》的〈狡童〉首章：「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小伙子啊太狡猾，不肯和我再说话。为了你啊为了你，害我饭都吃不下。」程俊英语译。）〈诗序〉说是：「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意思是讥刺郑忽，不能与贤人共事，而让权臣祭仲专擅国政。但是这位郑忽又与「狡童」有何关系？朱子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就诗的本意读来，明明是一个女子戏弄男子的口吻。朱子在《诗集传》中的解释为：「此亦淫女见绝而戏人之词。言悦已者众，子虽见绝，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朱子的另一个理由是圣人所说的「郑声淫」，〈狡童〉就是一个例子。吕祖谦不赞成，不认为是淫奔的诗，不是淫奔的人写的。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李茂钦就问：「老师，您与吕东莱先生辩论淫奔诗的问题，吕先生说这些诗是诗人所作，您说是淫奔的人所作，我到今天还没弄清楚，能不能请老师再说明一下。」朱子说：「如果是诗人为了讥刺淫奔而写，则吕东莱他家乡婺州如果有人淫奔，吕先生为什么不作一首诗讥刺一番？」李茂钦又问起别的事，朱子说：「等一等，你不要讲别的事，你先回答我刚刚问你的问题。」李茂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愣在那里。朱子说：「若是别人有隐僻的事，就作诗讽刺，就是今天所说的轻薄子，好作这种戏谑言词的人，乡里不会喜欢，诗人温厚醇良，必然不会作这种事。《诗》中有好的，有不好的，圣人都保存下来，我们看了，就懂得劝善去恶，知所进退了。」我们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读到这一段课堂实录，还可以感到朱子对于〈诗序〉问题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肃的。

    朱子把《诗经》都看作是反映社会、歌诵爱情的篇章了吗？却又不是，《诗经》中的教化功能，朱子仍然重视。就以《诗经》的《国风》部分来说，朱子就将「二南」，也就是《国风》中最前面的两篇：〈周南〉与〈召南〉，与其它的篇章分开。朱子在其所著《诗集传》的〈序〉中，明白写道：「我听说，诗中被称为风的那些篇章，大多出于民间的里巷歌谣，就是男女之间表达感情的歌咏。惟有〈周南〉、〈召南〉，由于受到文王的教化，风俗淳良，人人表现出性情中最好的地方。所以，其中的诗篇，欢快而不过份，哀叹而不悲伤，这两篇就成了风诗中的正经。而自〈邶〉以下的十三国风，其国有治有乱，其人有贤有不肖，所以发于诗歌，就有邪正的不同，对于先王的正风来说，就有了变化了。」朱子提到了正风与变风，他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这本《诗集传》全书的开头地方，朱子写道：「我们所说的国，是诸侯的领地；所说的风，就是民俗歌谣的诗。说它是风，因为导人向上的言词，足以感动人心，就像风吹起来，呜呜作响，足以歆动万物。因之，诸侯采诗贡于天子，天子把它们列于乐官，藉考察习俗的好坏，知道施政的得失。过去人们把二南看作正风，显示出家族、邻里、乡党、国家以至于天下，都是教化大行，风俗淳美。十三国为变风，诗篇也列于乐官，许多都可以发挥诫鉴的功效。」朱子怎么借着《诗经．二南》的诗篇来说「家族、邻里、乡党、国家以至于天下，都是教化大行，风俗淳美。」呢？让我们来看看《诗集传》中，〈二南〉的若干诗篇，朱子是怎么说的。

朱子对〈二南〉诗篇的解说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茂盛桃树嫩枝枒，开着鲜艳粉红花。这位故娘要出嫁，和顺对待您夫家。」〈桃夭〉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一首讲婚姻的诗，年轻的男女，要成家了，要在一个家中和顺地过的日子了。朱子解这首诗，着重之处有二，一是男子和女子正是适合结婚的年龄，就成家了，就是「婚姻以时」；二是嫁过来的女子，十分贤能，一定可以把家庭照顾得很好。天下国家的大治，从一个家庭的开始，而家庭则从婚姻开始。所以，这首诗不能只看成是一首贺新娘的诗，而应有其深义。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繁密整齐大兔网，丁丁打桩张地上。武士英姿雄赳赳，公侯卫国好屏障。」〈兔罝〉首章，程俊英语译。）这首诗是诗人在路上看见英姿威武的猎人，正在打椿张网，准备捕兔。想到这些猎人，看来很有能力，希望他们被选为保卫家国的武士。朱子在解说完了诗中的文字之后，说道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地方上贤能的人很是不少，地方上何以会有这么多的贤能人才，这岂不是反映了文王教化的效果吗？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车前子哟采呀采，快点把它采些来。车前子哟采呀采，快点把它采得来。」〈芣苡〉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朱子怎么说呢？他说从这首妇女们在采车前子时，随口唱的歌中，可以想见那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她们清闲无事，大伙一起，采着车前子，唱着歌，流露出心中的欢愉，也展现了文王施政，教化大行，风俗淳美的成果。至于，车前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朱子也问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确切的答案。朱子说，不知道采来做什么用，有一种说法，那可以用来治难产。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鲂鱼红尾为疲劳，官家虐政像火烧。虽然虐政像火烧，爹娘很近莫忘掉。」〈汝坟〉末章，程俊英语译。）这四句话是说，诗人设想丈夫回家之后，怎么劝他不要再去服役。朱子想象文王的时代，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但仍然服事商纣，人们还是要为商纣服役。他的家人就会说，你是如此勤苦，但商王的统治，又是如此酷烈，心中怎能不怨呢？。然而，尽管商王十分残暴，文王的恩德，却如同父母照顾子女一般，就在不远的身旁，所以也就忘掉了服役的劳苦了。这里可以看出来，文王德泽之深厚，当时风俗之淳美。朱子说，另一种说法是，父母就在身旁，服役的人不可以懈怠王事，让父母感到忧心，这种说法，也讲得通。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喜鹊树上把窝搭，八哥来住它的家。这位姑娘要出嫁，百辆车子来接她。」〈鹊巢〉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召南》的第一篇，也是一首歌诵新娘的诗。朱子说，南国的诸侯，受到文王的教化，能够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就是当地的女子，也受到后妃的感化，表现出专静纯一的美德。所以，嫁到诸侯的时候，夫家的人很是称美，用了一百辆车了来迎娶。这里朱子讲的是教化大行之后，人们德行之高与风俗之美。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郊外有一只诱鹿，洁白茅草包裹牠。有位姑娘动春心，俊美青年引诱她。……缓缓而又轻轻哟，不要扯我佩巾哟，不要让狗呀乱叫！」〈野有死麇〉首章与末章，吴宏一语译。）今天的学者认为，这首诗写的是一位猎人在丛林里遇见一位少女，就把猎来的小鹿和砍来的木柴，用白茅包好，作为礼物，终于获得了爱情。朱子说，南国受到文王的教化，女子都知贞洁自守，能抵挡外人的诱惑，诗人特别加以赞美。后面的一章，是女子拒绝男子诱惑的话语，她慢慢地说，不要动我的头巾，不要惊吓了我的小狗，讲得十分明确，呈现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朱子的解释，与今天学者认为，这是对于爱情的动人描述，显然很不一样。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怎么那样地秾艳漂亮？个唐棣花儿一样。怎么气氛欠肃穆安详？王姬出嫁的车辆。」〈何彼秾矣〉首章，程俊英语译。）这是描写贵族女子出嫁，车辆服饰侈丽的诗。朱子说，王姬下嫁于诸侯，车辆、服饰十分漂亮，然而却不以出身王室而骄其夫家。看到她的车子，知道她很谨慎，能做好妇人该做的事，于是作诗称赞：那样如锦如簇，是唐棣的花；这样的雅丽端正，是王姬的车。这一定是武王以后的诗，哪一个王就不知道了。然而，文王、太姒的教化，历久不衰，于此处可以见到。

诗教有益世道人心

    我们读朱子对于〈周南〉和〈召南〉的解说，是不是感到和诗的原意相去颇远呢？我们明明看到的是新娘子，是猎人，是唱歌的女子，是服役远地的征夫，是恋爱中的男女，但朱子却一再地提到文王，提到太姒，告诉我们那是一的美好风俗的呈现，是教化大行的成果。这不是和我们读的是「狡童」，他们说的却是郑忽，颇为相似吗？为什么在〈二南〉中的诗篇，就要与其它的十三国风，有着如此不同的处理呢？其实朱子也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缘由，因为《诗经》不只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经学著作，有着教化上的重大任务。朱子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上看，歌谣的性质十分明显，所以他不能同意汉儒的解诗，就是好友吕祖谦的意见，他也不赞同。但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从作品的本身来看，它的教化作用不只大打折告，甚至可能不复存在，怎么办呢？看来是非有点妥协不可的，〈二南〉就是朱子妥协折衷的地方。

    在课堂上，学生问：「程夫子说：『《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是不是因为〈二南〉中的教化深，而其它地方的教化浅？」朱子说：「不对」。学生又问：「那是不是因为〈二南〉讲的是王，其它讲的是诸侯？」朱子说：「今天我们只要看看〈大序〉中所说的，就可以知道了。〈大序〉说：『〈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騊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我们只要看那个『化』字与『德』字，以及『所以教』字，便可以看到〈二南〉和〈乾坤〉是很像的。」这一段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讯息。第一、朱子赞同程子对〈二南〉的看法，认为它的地位如同《易经》中的干、坤二卦，有其指标性的意义；第二、朱子对〈大序〉和〈小序〉的态度并不一样，他不认为〈大序〉很好，但可接受，而〈小序〉则是问题很多，绝大多数不能同意。按：〈大序〉是指整卷前面的「序」，而〈小序〉则是每首诗前面的「序」。第三、朱子要学生注意的是几个关键的字，如「化」、「德」、「所以教」等，表示这几个字指出了理解诗义的方向，而这几个字都是直指人的内心，都与教化有关。看来朱子对于汉人的解诗，也不是如同今天之全然反对。

    学生又问：「〈二南〉诗篇，真的可以用来教化天下吗？」朱子回答：「我们不要问，是要教化天下，还是不要教化天下，这样的问题；而是要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等等诗句看到里面去，看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今天人读书，只是向外面问有用没用，对于本文却都去不真切了解。」朱子的回答，看来好像规避了问题，其实却提出了重要的看法，一是读书要读到本文的里面，不要只想外在的效果；二是所谓本文的里面，就是一番道理，也就是义理所在，这是要读者应该用心理解体悟的。

    那么，〈二南〉的诗篇，读者可以理解体悟到什么呢？朱子在《诗集传》的〈关雎〉中说道：「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说，这首诗可以用性情之正，声气之和来说明。从后妃之德以及其它的描述，可以见到性情的全体，虽然声气之和不容易见到，但是，只要学者熟读诗中的词句，体会其中的义理，对于我们的心性修养，可以大有裨益，这也是我们学《诗》的本原所在。」从这一段朱子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读《诗》的本原，在于心性修养。这种论述的重点与方式，展现了宋儒论学的特色。《诗经》中的《国风》，在朱子看来，都是民间的歌谣，但是这些民间的歌谣却也反映了社会的风俗，而社会的风俗则是从正心、诚意、修身做起，经历齐家、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诗经》的〈二南〉则是全书的纲领，藉文王的教化提出了理想的目标，也可以说是指示了努力的方向。

    朱子的《诗集传》与《四书集注》、《易本义》，元代以后都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单。我想要问的是：读书人把这些书读得烂熟，固然是为了功名利禄，但是，这些书中的道理对于一代又一代，不计其数的读书人，一点影响都没有吗？这些书中的道理，对于无数读书人立身处世的人生态度，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作用吗？我认为，影响与作用，多多少少，一定是有的。我相信只读知识堆积，但全无义理的书，绝对不会比读这些讲道理的书，有益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以及社会的风俗淳厚。

    附：钱穆对《诗经》的看法

    我们看来，朱子还是受到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似乎未能完全展现《诗经》国风中民间歌谣的面貌。我们会想，今天讲《诗经》，大概都从文学的角度着眼，不再谈教化的功用了吧。其实不然，南宋历史家马端临，在其所著《文献通考》中，撰一长论，不同意朱子对〈诗序〉的看法。马端临认为〈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雅〉、〈颂〉之序可废，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理由是国风的体例是用一种假借的方式，说了很多，写了很多，但作者的意旨，一句都未提及，需要用〈序〉的方式来说明。就以朱子所说的淫奔之人所作之诗，春秋时代之正式场合亦见到应用，所以这些诗的意旨，必然另有所指，不应该如朱子之所说。钱穆先生撰〈读诗经〉一文，提及马氏所论，并说：「今按马氏之说，事证明晰，殆难否认。」就以淫奔诗来说，朱子主张某些是淫奔之女子所作，如前述〈狡童〉，皮锡瑞的《诗经通论》提出了反驳，说朱子误以比、兴为直接铺陈的赋，以致弄错了。钱先生也认为「皮氏此论，可谓深允。」钱穆先生，这位深受朱子学术影响的现代史学大师，怎么看朱子讲《诗经》呢？我们从前面的这两个例子，大概可以猜测，钱先生是不赞同朱子讲法的。我们不妨摘选钱先生〈读诗经〉长文中的三个片段，看看钱先生对《诗经》的主要观点，作为本文的结束。

    「诗经乃古代王官之学，为当时治天下之具；则其书必与周公有关，必然与周公之制礼作乐有关，必然与西周初期政治上之大措施有关；此为讨论诗经所宜首先决定之第一义。……实则诗经创自周公，本属古人之定论；历古相传之旧说。其列指某诗某篇为周公作者，亦甚不少。其间宜有虽非周公亲作，而秉周公之意为之者，欲求深明古诗真相，必由此处着眼。惜乎后人入之愈深、求之愈细，篇篇而论、句句而说、字字而详，而转于此大纲领所在，放置一旁；于是异说遂滋，流漫益远，而诗之大义愈荒，此所不得不特为提出也。」

    「诗三百、彻头彻尾皆成于当时之贵族阶层。先在中央王室，流衍而及于列国君卿大夫之手。又其诗多于当时之政治场合中有其实际之应用。虽因于世运之隆污，政局之治乱，而其诗之内容风格，有不免随之而为变者；然要之诗之与政，双方有其不可分离之关系。故诗三百在当时，被目为王官之学；其传及后世，被列为五经之一，其主要意义乃在此。此则无论如何，所不当漫忽或否认之一重要事实也。」

    「诗三百，本都是一种甚深美之文学作品也。惟周公运此种深美之文学作品于政治，孔子又转用之于教育，遂使后人不敢仅以文学目诗经。抑且循此以下，纵使其被认为一种极精美之文学作品，亦必仍求其能与政教有关，亦必仍求其能对政教有用。此一要求，遂成为此下中国文学史上一传统观念。而此项观念，则正汲汲源于诗三百。知乎此，则无怪诗经之永为后代文人所仰慕师法，而奉以为历久不祧之文学鼻祖矣。」

       看来，从《诗经》谈历史，真是非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本文引用资料，除《诗集传》外，有《朱子语类》卷八十、八十一；程俊英、蒋见元着《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吴宏一编着《诗辞歌赋》（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以及钱穆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