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经》中为何没有“楚风”，这在诗经学研究史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二南”即楚风，其中所收录的诗歌基本都是南国楚歌。针对这种解说，本文进行了论辩，并分别从地域归属、名物特征与诗歌风格、历史发展轨迹的考证三个方面，对“二南”与楚风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得出的结论是，“二南”虽产生于南国，某些篇章具有楚歌的风情韵味，可以被认定是楚歌的代表，然而不能就此定性其为楚风，因为当时荆楚之地还有众多周之同姓获联姻的诸侯国存在。即使“二南”不是楚风，其风格和特征对后来楚辞的产生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二南  楚风  地域  名物特征与诗歌风格  历史考证

　　《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共同开创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文学传统。然而，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孕育了庄子及屈原的浪漫瑰丽的楚文化圈里，却不见一首楚地民歌人选《诗经》，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文化传统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战国时期以庄骚为代表的神奇飘逸的楚地文学，必有可供寻绎的早期文学传统。收录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歌的《诗经》里，纵然有十五国风160篇，而“楚风阙如”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古人甚至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并录于《经》而为楚憾”。“楚风阙如”的原因，在《诗经》学史上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众说纷纭，论断颇多。但持论最广还是“二南”即楚风论。二南是否就是楚风，其是否代表了战国楚文化的早期特征，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重点。

　　一、地域归属——“二南”之地是否为南国楚地

　　认为“二南”即楚歌，此种观点在汉代即已有之。持论依据即地缘决定论。认为“二南”产生的地域范围集中在南国楚地一带。“二南”即“国风”之首的《周南》与《召南》。《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此篇中毛传对“南”训为：“南，南土也。”可见，《汉广》就是产生于南国江汉流域的诗歌。

　　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对“二南”的产生地域和产生过程做了详细的阐释，《传》中写道：

　　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很十三世孙古公蛊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寝广。……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若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

　　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在《楚风补序》中则进一步强调

　　楚何以无“风”?楚之风“江永汉广”，《周南》已栽。楚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日“二南”。系之以“周南”。则是隐括乎东之南、西之南也。朱紫阳疏称，南国被化，化行及远，是江汉乃化所远及之地也。

　　以上这些论断，都是基于地域分界来推断“二南”即楚风。的确，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与召公姬寅分陕而治。“二南”即指周公和召公管辖下的南方地区。郦道元《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武昌一带，正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腹心地区。因此众多学者认为“二南”诸篇。也当多为产生于这一地区的歌谣。

　　然而，关于“二南”的具体位置，曾经也产生巨大分歧。最早的争议来自于郑玄的《诗谱》。其《诗谱·周南召南谱》有言：

　　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日大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夷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迷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

　　郑玄认为周召二地在陕西岐山南面，与前所论之“二南”地域有较大出入。从分析中来看，此处郑氏明言文王做邑于丰，遂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召公采地，这确乎符合史实，但是此事与诗之“二南”却毫无干系。原因有二：其一，岐邦之周、召为采地，非诸侯国，因此不能为国风之名而与其他各地风诗并列，因此此地民歌，不应为周南召南，非应被纳入王风范畴；其二，岐周对于丰镐而言，在西，不在南。而周南、召南者，明指南土，毛传所释至为明确，郑氏之失即在于此。观二南所涉地名，有河、有汝、有江、有汉，而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之地，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之地域，亦即西周之南土范围。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卷一所言：“周业兴于西岐。化被于江汉汝蔡”，正言及了朱熹所言的“二南”产生的历史地域及产生过程。

　　以上就地域而言，“二南”诸篇产生于南国之地概无可疑。但是其是否为楚风，还需进一步论证。

　　二、名物特征与诗歌风格——“二南”与楚歌的渊源探讨

　　从“二南”中的具体篇章来看，“二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名南方之物，记南方之地，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情民俗，表现出了南方楚歌的风格特色。试以《桃夭》为例。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但若联系楚地先民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来看，如此解释恐怕是忽略了这首歌的原始本义。因此有学者指出：“这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此说较为恰当地指出了这首歌的原始意义和最初功能。

　　《桃天》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在先秦时期，桃是南方江汉流域生长繁茂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山海经》对桃的记述多达十余处，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各种桃木、桃林、桃实、桃核及产桃的山名。这显然与楚地多桃和楚人爱桃有关。他们以桃子为食物、以桃木做用具，久而久之，便将桃视为圣物，形成了对桃的特殊感情。《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桃弧，即桃木所做的弓。其时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桃弧在周初作为楚人进贡给周天子的方物而被用于“王事”。这表明桃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既有驱邪除祟之神力，又有保家卫国之奇能，同时也表明桃不仅在楚地多有所产，而且在楚人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大。楚国神射手陈青即说：“(楚国)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出于对桃的依赖，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歌咏桃、礼赞桃

以表达对桃的感激、热爱和崇拜的心情。《桃夭》原本当是楚地先民的咏桃之作和祭桃之歌。每章歌辞的前两句，既是对桃的热烈礼赞，又是祝愿桃能茂盛生长。后两句，自然转为赞美桃被人们取用之后可以福泽其族人。

　　最能体现楚地风情的诗篇，非《汉广》莫属。

　　从内容上看，《汉广》是一首男子求偶的情歌，可能主要传唱于男女出游于水滨、会聚于野外以互相求偶的习俗活动中。先秦时期有仲春之月男女会聚求偶之俗，周代因其风俗而形成婚姻制度。《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至春秋时，中原北部地区在日益强化的礼教束缚下，男女自由聚会的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男女婚嫁巳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传统，而中原南部乃至楚地，则因开化较晚以及地理环境等缘故，仍然盛行此风。南方楚地在西周时基本上仍为蛮荒之域，这种古老的习俗自然也更盛于中原，从而也给《汉广》一类表自爱情的歌谣提供了产生和流行的适宜环境。

　　另外，诗中出现的名物也带有明显的楚地特征。《汉广》提到的风物有“薪”、“楚”、“蒌”，据闻一多先生考释，认为它们皆为草名，且“本篇二章刈楚，与三章刈蒌，乃当时婚礼中实有之仪式”。其中“楚”即牡荆，李时珍《本草纲目·木三·牡荆》介绍：“古者刑杖以荆，故字从刑。其生成丛而疏爽，故又谓之楚……荆楚之地，因多产此而名也。”可知这是一种盛产于楚国而有药用价值的草名。在迎娶新人之际“错薪”、“刈楚”、“刈蒌”，用众多的芳草装点新房，这与《九歌·湘夫人》中为迎接湘夫人’湘君满怀喜悦用各种芳香植物装点新房的场景极相似。为迎接心上人的到来而不惜用大量精力采集芳香植物装点婚房，这正体现了楚人对芳香植物独有的钟爱和浪漫情怀。从这一点看，《汉广》与《湘夫人》反映了相同的婚姻礼俗。

　　从《汉广》的艺术风格上看，诗歌哀婉缠绵，起伏有致。首章以乔木之下不可休憩，汉水、长江不可渡过，烘托出汉水边虽有游女却可望不可求得的失落。二、三章前半部想像得娶游女，刈楚秣马准备迎亲，充满喜悦之情。后半部又回到现实，游女虽好却终不可得，失意之情较首章更深一层。这一诗歌结构布局在《诗经》中是独有的，但与《九歌·湘夫人》相比较，二者却极为相似。《湘夫人》中，湘君久等湘夫人未见，心中满怀愁情。在焦急等候之时’恍惚湘夫人即将到来，于是满怀喜悦装点婚房，然而湘夫人最终未曾赴约。湘君只有怅惘离去。焦虑忧愁一满怀喜悦——极度失落，是这两首诗共有的结构布局，从中也可以寻找出从《汉广》到《湘夫人》演变的轨迹。

　　历代文人都赞赏《汉广》，认为它的抒情效果极佳、艺术成就颇高。每章末尾四句的叠咏。将诗人的感叹都融于长歌浩叹之中。感情不能自己，所以诗词也不能不反复。而后人正是在词语的往往反覆之中，获得美感。它的歌辞隔句用楚方言“思”作语助词，其作用同于楚歌中常见的“兮”。这偶句之尾的咏叹虚词，不仅使诗歌的音韵变得和谐轻柔，而且使歌者的绵绵情思得以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给人诗境深远，余音袅袅的享受。

　　《汉广》一诗的艺术成就可以说代表了楚地民歌在春秋前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它也对后世的诗文创作有着较大影响。曹植的《洛神赋》、陈琳的《神女赋》、郭璞的《江赋》等许多作品，都直接受到了《汉广》诗的影响。于是，人们甚至称《汉广》为“衣被百代的文学滥觞”，足见它的影响力。从其高超的艺术魅力推知，《汉广》是经《诗经》收集者稍作修饰过的楚地民歌。

　　三、历史轨迹——“二南”是否为楚风的考证依据

　　虽然“二南”产生于南国江汉一带，且其中有不少诗歌带有楚歌的性质，但依此就下二南即楚风之定论，似乎还嫌武断。以下再联系历史发展的轨迹来寻找相应证据。根据何光岳先生《楚灭国考》之《楚国疆域的开拓和演变》一章考证'楚立国之初并非在南蛮之地，而是在靠近周都镐京的商县一带地处商县的楚山楚水之间。至周成王时封熊丽于楚蛮，姓芈氏，居丹阳；后因遭周朝征伐，楚国于熊绎时南渡汉水避人荆山。可见在西周前期，楚国疆域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的迁徙过程。直至西周末、春秋初，楚之疆域仍然是“土不过周”(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言未满一圻。”“方千里为圻。”)地望“不过江汉”的一个弱国。楚国一再南迁皆因躲避周之征伐。这种情况在周王分封的其他诸侯国中是鲜有的，由此不难看出周王朝对楚的排斥心理。因此，在楚国未南迁至江汉之前，此地的民歌，自不能以楚风名之。再者，楚虽迁到江汉，但所能控制的地域方圆不足千里，当时江汉流域一带还有一些诸侯国与之并存，如姬姓的蔡、随、唐，姜姓的申、吕等。从姓氏上看。以姬、姜两姓为主的江汉诸国与周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姬是周的同姓，姜则为与周室王朝联姻的大姓，因此，周王把这些诸侯国分封在江汉流域，不仅仅是出于王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借助亲缘关系、凭借江汉天险，阻挡蛮夷北上扩张，而退至荆山楚蛮之地的楚国也在这被阻挡之列。虽然随楚国势力的不断强大，江汉诸国不断被吞并或沦为楚之附庸，但这毕竟是春秋中期以后的事了。《诗经》所收的诗歌一般被认为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因而从地域上看，南国并不止楚地，还包括江汉流域的姬、姜姓诸侯国。尽管“二南”中收有楚歌，但不能仅凭几首诗就断定“二南”主要是楚歌，可能也还有姬、姜姓诸侯国的篇什。

　　再从“二南”产生的时间来看。郭晋稀先生《诗经蠡测·二南臆测》认为“二《南》为厉幽以来之诗”，且“二南”也“多与周定、召穆南征相关。”即“二南”大多产生于西周末至春秋初年，以下证之。《甘棠》、《何彼禯矣》产生时间较为明确。《甘棠》表达了对召伯的深切怀念。此处召伯，据郭著考证，即指召伯虎，也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召穆公。按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言，“《甘棠》而后，召公则已死”，《甘棠》当作于公元前841年周召共和之后。《何彼禯矣》为王姬新婚而作'其中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的诗句。陈子展先生通过详密考察认为：“齐侯之子”指齐桓公，“平王之孙”指周庄王之女、周平王之玄孙女做而此诗当作予公元前683年齐桓公迎王姬之时。虽然尚不能确定《何彼禯矣》就是“二南”中最晚出的诗，但至少可以说是产生较晚的一首。从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可见，“二南”的产生与《国风》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较漫长的过程。因此，“二南”主要产生于西周末、春秋初。此时楚文化还处于成长期，由此也可以推断，在这一时期，楚歌要大量渗入持先进华夏文明而自傲的“汉阳诸姬”中去恐非易事，所以，“二南”虽收录有楚歌，却并不以楚歌为主。

　　最后，如果将《诗经》内部的诗篇做一番比较，也可以发现，纵使二南中部分诗歌具有明显的楚风色彩，但有另一部分诗的特色风格却与之迥然有别。这些诗篇，与其说近《风》，毋宁说其风神近《雅》。《关雎》、《葛覃》、《采蘩》等篇，俱见身份，而所咏之事，也多关系当时之礼仪制度。《论语·阳货》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孔子这句话恰恰强调了二南与礼制之不可忽视的关系。三百篇中“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篇，二南为其“正宗”。在“用”的过程中，其多用于燕乐、乡乐、射乐，与大、小《雅》并行，成为不同等级的仪礼中的“正歌”、“正乐”，这似乎也能够解释其如何能够被编排在“三百篇”之端。不是因为其录有楚歌，而是由于其中体现出了圣贤之化的雅正精神。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二南“中有某些篇章具有楚歌的风情和韵昧，可以被认定是楚歌的代表。然而从”二南“的产生时间和地域来考证，则“二南”不尽是楚歌，其中应当还含有江汉流域姬、姜等姓诸侯国的作品。那么“二南”是否为楚风?与楚歌的关系究竟为何?程千帆先生在《先唐文学源流论略·诗三百篇与楚词第一》中的评论较为中肯：“二南之诗，则诗骚之骑驿，亦楚词之先驱也。”虽未对“二南”即楚歌做出定论，然而仍肯定了“二南”与晚于它产生的楚辞存在传承关系，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所说的：“周之西为犬戎，北为豳，东则列国，惟南最广，而及乎江汉之间。其地又多文明之象，且亲被文王风化，故其为诗也，融浑含蓄，多中正和平之音，不独与他国异，即古幽朴茂浮质之风，亦不能与之并赓而迭和。”啕南方独特的气候产生了浪漫窈渺的楚歌。这些楚歌部分进入到《诗经》当中，在被广泛传诵的同时。这种独特风格和情调的诗歌，也给楚辞的诞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